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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丘神社文化的初心与西方神教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8/8/12     浏览次数:    

太丘神社文化的初心与西方神教

夏浚钟

太丘社是先商原发神社和春秋战国宋国神社的统称,这座坐落在河南省永城市太丘镇南郊丘庙村地下的神社,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封禅书·孝武本纪》,公元前336年被大水泥土沉埋不见,六国年表载:宋太丘社亡。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秦亡之例隐表“拥太丘社者拥天下”结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泄露的天机”,《商丘日报·文化周刊》2017年11月24日第5版)。

太丘神社作为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名声异常显赫、排位天下第一的神社,它的文化内涵是十分厚重的,它的前身是华夏民族图腾崇拜的圣所,跟随着时代的步伐逐渐演化成民族信仰圣地,与世界所有古老显赫民族一样于上古时期在圣地太丘找到了自己的最高神——上帝,在这里他们以莲花象征上帝。上帝一词是华夏民族的原发词汇,不是现在大多数国人所认为的“上帝”是西方的神灵,是外来词汇。我国的典籍《尚书》、《春秋》、《左传》、《晏子春秋》、《论语》、《孔子家语》、《史记》等古籍中均有上帝称谓,从三皇五帝时古人就把天的主管神称为上帝,天下之主称为天子。古人认为上天创造世界万物,上帝掌管世界万物。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秦汉,秦汉以后逐渐出现了伏羲女娲等神话故事改变了世人的认知,到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创建了玉皇大帝天神体系自任天师,打乱了华夏民族固有的上帝神体系,降低了天神信任度。特别是宋代以后及《封神演义·封神榜》的出现以及后来大量的民间组织的跟风封神,使得华夏大地的神仙体系杂乱如麻,这种杂乱带给世人的是对天神信仰的半信半疑或放弃,直接结果就是国内宗教组织的垮塌和大量的外来宗教的顺利侵入而占领了民族宗教信仰阵地。

天主、佛教、基督、耶稣等外来宗教的优越性国人认为由上帝造就一切,上帝爱一人,教徒首先是供奉上帝对上帝忏悔而取得谅解、无私兼爱。其实这些内涵均是太丘神社文化的初始内涵,太丘社文化基础来源于三皇五帝神社文化、夏神社文化,太丘神社文化起源更早于外来宗教文化。外来教派中《圣经》始于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我国的殷商初期,基督教诞生于公元前100年相当于我国的西汉中期,天主教是基督教中的一派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时期,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65年是我国春秋中晚期老子、孔子、晏子时代,国外最早形成规模的是犹太教,在公元前993年建造圣殿,相当于我国的春秋初期。

我国的神社文化的起源是有确实的记载的,《史记·殷本纪第三》:“汤既胜夏,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夏朝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1600年,比《圣经》初始还早1200年。在西方最早的教派伊始,华夏民族的神社—夏社就已经存在1200多年了,甲骨文中还有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作社的记载,华夏民族的神社历史的确更悠长。华夏民族敬祀天神上帝的史实,从夏禹时期就有明确记载,《史记·夏本纪第二》:“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这句话说明从夏禹时期就明确了天、上帝与人的关系。

太丘神社在古代有什么社会作用呢?根据《左传·》、《礼记》、《周礼·肆师·夏官·大司马》、《申鉴·杂言上》、《管子·侈靡》、《墨子·明鬼篇》、《华阳国志·建宁郡·味显》、《逸周书·尝麦解》、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晁福林《先秦社祀研究》等古今典籍著作证实神社具有以下功能:代表国家、象征王权,君王登基要先告神社,谁掌握了祀社权谁就具有王权;社内的社神(社主,太丘神社即为莲花石柱)与土地神共同将君王对上天的敬畏、祷祀上达上帝诸神,同期,社神与土地神又把天命、帝命、赐福执行传达于世人;春季祀社求得来年丰收,秋季祀社上表收成结果报偿天帝之恩;战争之始告社,以求上帝对征伐的支持,田猎结束将猎物集中祀社献禽,将猎物在公与私之间进行最终分配;在神社中发布国家政令、法令、颁布刑书,以增加公信力和执行力;社祀过程促使形成并维护着公共道德的传承,特别传承与维护着报恩与诚信两种道德观念;组织民众祀社,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社会成员个人从属于社会共同体的观念,达到团结社会群体的目的。神社成为百姓心灵宗教信仰的支柱,维护着基层社会秩序,发挥着凝聚人心的功能。

春秋之前人们对社的期望诉求与后期有了很大的差异,春秋之前人们祀社首先是向上帝悔罪、检讨,然后才是为大众向上帝求赐予,《晏子春秋》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晏子春秋·景公问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对以当辞罪而无求》谓: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意气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璋牺牲,令祝宗荐之乎上帝宗庙,意者礼可以干福乎?

晏子对曰:婴闻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顺乎神;节宫室,不敢大斩伐,以无逼山林;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逼川泽;祝宗用事,辞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顺,而山川纳禄”。

晏子是齐国上大夫,在辅佐齐景公时与齐景公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明确说祝官在神社敬祀上帝和宗官在宗庙祭祀祖宗神灵时,只是悔罪检讨不敢祈求任何福禄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为一己之私向上帝求健康。这段对话说明我国的神社文化的悔过制度在公元500年以前的晏子时代就盛行很久了,最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神社文化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但至少是同期形成的。太丘神社在公元前1600年至西汉司马迁时代是华夏大地影响力最大的神社,齐国的信仰文化被太丘神社文化影响是必然的。太丘神社的文化承延于公元前2700年的夏社文化,太丘神社的悔过制度形成先于西方神教的忏悔制度的形成。

总之,太丘神社初期的文化中的首先悔过为大众祈福不谋私利内涵、诚信承诺、感恩报恩情结、服从政令醒誓、祈求天下太平降福与民愿望等观念,在神社中官民可用于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元素中,早于优于现行的本土教种和外来教种,太丘神社文化的上帝元素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元素是同一层次的。挖掘太丘神社文化,坐实文化自信。在世界大统一上帝神元素之下太丘神社文化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全民族基层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

作者系永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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