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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朝新——芒砀山王陵出土器物铭文考析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20/5/18     浏览次数:    

芒砀山王陵出土器物铭文考析

 

盛朝新

 

  1. 梁后园铜印                                                                                                           

    梁后园铜印出土于保安山梁孝王王后墓山顶陪葬坑中,印面长方形,覆斗形顶,长梯形钮,印文为阳文篆书梁后园三字,字占印面的右半部分,字在左上,占左侧半面的三分之一,字在左下,占左面三分之二。印面长2.6厘米、宽2.2厘米,通高5.3厘米,钮高4.4厘米,该印为目前芒砀山西汉王陵中唯一出土的铜印。

    梁后园指的是西汉梁国,国都在睢阳,即今商丘古城南湖一带,梁国是西汉重要的诸侯国。据《史记  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国的地位很不一般,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此时,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的胞弟梁孝王刘武为梁国国王。最亲是指窦太后对梁孝王的宠爱和汉景帝的偏爱,有功指梁孝王坚守睢阳,勇于抗敌,以据吴楚七国之乱,保障了京都长安的安全。居天下膏腴地是说梁国土地肥沃、生活富裕。梁后指的是梁孝王的妻子李太后,汉代王之正妻为后。许慎《说文解字》说: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后的本义是发号施令,即君主。《尔雅》:后者,君也。后来成为帝王妻子的专用名词。《礼记》说:天子之妃曰后,商代的后母戊大方鼎的就是王的意思。古代的含义与今天有本质差别,在古籍中后与後是不能混用的,现在后与後合并成为一个字,使后字的本义消失了。铜印铭文中的梁后是一种官称,也是一种尊称,表明其崇高的地位。当指王后陵陵园。

    梁后园铜印是梁孝王王后陵专用印章,有的考古专家认为有可能是掌管梁孝王王后陵园的官印,即管理陵园的园令。汉代皇帝和诸侯王的陵墓专门设有管理的机构和官员,负责人就叫园令。如《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后汉书 百官志》载: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园令的主要职责是掌管陵墓的修建,看守陵墓,保障安全,负责祭祀相关事务,清扫卫生等。园令实为一种低级官职,梁后园园令根本无法与诸侯王相提并论,梁后园园令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低级的官印放到王后陵的陪葬坑中的。这种陪葬坑又叫从葬坑或祭祀坑,所用的陪葬物品皆与墓主有关,多是墓主生前使用之物。据曾参与发掘陪葬坑的考古专家、永城博物馆馆长李俊山先生在考古报告《保安山二号墓及陪葬坑》(保安山二号墓即王后墓)一文中说:王后墓陪葬坑尽管只有9平方米,但却埋葬着1800件珍贵文物,这在整个汉代王陵的考古发掘中也极为罕见。”“坑内不仅出土了一批车马器,还出土了生活用具和兵器等,全是实用器具。

    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考证,李王后死于公元前123年,比梁孝王晚21年。梁孝王死后,李王后就被封为太后,掌管着梁国宫廷,拥有很大的权利,其陪葬坑中的物品都应是她生前的使用之物,她的儿孙祭祀她时埋入的,目的是让她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由此看来,梁后园铜印非李王后莫属。李王后贵为王后、太后,难道还当小小的陵园令吗?是的,李王后确实是当了园令,不过,这是当她自己陵墓的园令。李王后的墓其实很早就修建了,据测量,李王后的墓洞目前是国内最大的,面积达1600平方米,容积达6500立方米,东西有两个很长的墓道。如此浩大的艰巨工程,完全要靠人工一点一点的用錾子打制,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考古专家推测,从梁孝王在梁国公元前168年做梁王算起,夫妻两人开始启动并主持在芒砀山掏挖墓洞,梁孝王要挖20余年,李王后比梁孝王晚死21年,那么李王后墓洞就要多挖20余年,可能要花费四十余年的时间。李王后为自己修建陵墓,一定会亲自过问,涉及修墓重要事情要一一过问,甚至如何设计,如何布局等,以及监理、监督事务。除此之外,梁孝王陵以及陵寝的修建,她也要过问,特别是陵寝祭祀建筑为夫妻两人共用的,她更要主持修建。她实际上就是当了自己陵园的园令,这个陵园也包括自己死去的丈夫的陵园。考古专家没有发现在梁孝王墓和王后墓之间有陵墙建筑遗迹,作为夫妻二人的同茔不同穴的陵墓,占的是一座小山,两墓相距仅有200米,实际上同属于一座陵园,考古勘探发现,该陵园包括整座保安山,在保安山的南面、北面、东面均发现有围山而建的夯土陵墙,这是一种防止外人侵入的保护措施。从梁后园印可以看出,梁孝王陵园已被李王后纳入王后陵园的管理系统了。这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里,反映出李王后的强悍风格,这与《史记》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从《史记  梁孝王世家》看,她的权利欲很重,以她的性格,修建自己的陵墓不亲自过问,是不可能放心的。梁后园铜印是李王后主持建造自己陵墓并管理丈夫陵墓的见证。这枚本不应该出现在陪葬坑中的园令印出现在陪葬坑中也就不难理解了。该印只存在于李王后主持修墓这段时间,是为李王后陵园专门定制的。这枚园令印是一段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李王后死过之后的园令印可能与李王后时期不同,当然也不可能入陪葬坑。

     “梁后园铜印为保安山二号大墓寻找、确定墓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与陪葬坑中一同出土的孝园筒瓦相互印证,而孝园筒瓦是确定保安山一号墓为梁孝王的考古证据。由此确定梁孝王夫妻二人的墓葬。这些小件铜器和陶器,铭文尽管文字很少,却在关键信息的鉴别和认定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2. 五铢钱纹瓦                                                                                             

    芒砀山五铢钱纹瓦是1992年发掘梁孝王陵寝遗址时发现的,2015年梁孝王陵寝遗址附近发现的汉代瓦窑遗址,也出土了五铢钱纹瓦。钱纹清晰,制作精良,皆分布在板瓦上。

    梁孝王墓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获水》引用东汉学者应劭的话说: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山有梁孝王墓。唐代著名学者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记载:砀有梁孝王冢。唐代《艺文类聚》引用《曹操别传》记载: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万斤。梁孝王墓在本地叫秦王避暑洞,洞口自曹操东汉盗掘以来,近两千年来一直是敞开着的。梁孝王墓的最早考古资料是193710月国民政府考古学家李景聃发表的,当时李景聃前往永城勘探挖掘造律台和曹桥遗址,在芒砀山调查梁孝王墓,发现墓道下半截被土淤积,在没有清理的情况下写了一篇很短的调查报告。当时均不知有梁孝王陵寝。

    梁孝王陵寝遗址是取土时发现的,19929月文物部门进行了考古挖掘。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掩埋地下的汉代钱纹瓦残片,其中的筒瓦里侧模印有孝园二字,证实了是梁孝王陵园所专用。永城考古专家李俊山先生发现其烧制钱纹瓦的窑厂就在陵寝东北角的山坡上约50余米处,这里发现了红烧土,炉渣,破碎的窑壁,五铢钱纹瓦,孝园铭字筒瓦以及烧得变形、黏连在一起汉瓦。说明烧瓦工匠是就地取材,加工的,省去了耗费大量人力运输的时间。

    瓦作为一种建筑用品,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记载,最早的瓦出现于陕西宝鸡桥镇龙山文化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了。最早的瓦为红色的,西周出现青瓦,瓦的质量得到提高。汉代瓦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所以中国有秦砖汉瓦之说。最早的瓦都是素面的,春秋以来瓦内侧出现花纹,西汉时花纹更加丰富,花样繁多,钱纹只是其中一类。另外还有乳丁纹,菱形纹,米自纹等等,钱纹并不是常见的,也不见有普遍使用的现象。,迄今为止没有在太丘、酂城、芒城、费城、建成、砀城、永城老城等汉代遗址处发现钱纹瓦。

    目前永城境内发现五铢钱纹的仅有梁孝王陵寝遗址一处,经勘查,芒砀群山几乎各个山头都有汉代建筑遗址,除主峰较少外,在山腰处都散落着大量绳纹汉瓦碎片,但其瓦纹内侧均为菱形纹和乳丁纹,不见钱纹。在梁孝王陵寝遗址处,也有部分菱形纹和乳丁纹。为什么只有梁孝王陵寝才有钱纹呢?可见汉代钱纹不是随意都可以使用的,它可能有等级制度的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纹饰,只有梁王才能够使用,但其它梁王为什么没有呢?难道只梁孝王一人享用吗?看来这也是个谜。

    梁孝王陵寝五铢钱纹饰,虽略小,但均为仿真度极高的模印品。工匠将钱纹刻制在模具上,制作瓦的时候可以量产。钱的直径有的在两厘米以上,钱的内外廓清晰,钱的内孔直径接近一厘米。钱纹右侧五字清晰,铢字有的存在,但难以辨认;有的腐蚀掉了,有的不见,属于减字。该五字交笔处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有上林三官五铢特征。

    梁孝王陵寝遗址瓦的五铢钱纹与附近烧瓦窑厂遗址五铢钱纹都比梁孝王埋葬年代要晚。据史料记载,梁孝王死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此时五铢钱尚没出现,仅有半两钱。五铢钱最早出现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距离梁孝王死后已有26年了。考古专家考证,梁孝王陵寝是与李王后墓共用的祭祀建筑,但李王后死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3年,比梁孝王晚死21年,而此时五铢钱也没有出现,直到五年之后,五铢前才正式发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铸造五铢钱,属于上林三官五铢。梁孝王陵寝遗址的五铢钱纹是仿制真钱制作的,它应是公元前118年之后修建或重修陵寝时制作的,附近的烧瓦窑也应是公元前118年之后的。如果公元前118年之前修建梁孝王陵寝,应当使用半两钱纹饰瓦或菱形纹、乳丁纹饰瓦。

    梁孝王陵寝遗址钱纹有两种,一种是单个钱纹排列,无序分布;一种是钱纹互相叠合,有堆砌之感,寓意钱多,这是希望死后依然拥有大量金钱,富甲天下,表达了梁孝王的后代企图永保富贵的美好愿望,这是古代吉祥文化的一种体现,至今这种文化还根深蒂固。钱纹在板瓦的凹面,在使用时是朝向天空,裸露在外的,可以想象在当时整个偌大的屋顶,全部印满了钱纹,显得特别的美丽和壮观,似是用钱堆成的一座宫殿,效果非凡。即体现汉代尚美的观念,又体现汉代的祭祀信仰。

    这种看似普通的钱纹瓦,其内侧表面均光滑,基本无皱纹,粗糙现象,钱纹规整,显示制作的精致,能够模印处这么细小的文字,对泥工来说应是一道难题,没有高质量的细泥以及模印技术,是无法制作完成的,同时还要保证烧制的温度控制,才能烧制优质的钱纹瓦。芒砀山梁孝王陵寝钱纹瓦的生产体现了汉代工匠的聪明和智慧,这种瓦是汉瓦发展的高峰,也是汉瓦文化的经典作品。

  3. 朗器陶盆铭文                                                                                  

     “朗器为梁孝王陵寝遗址出土残陶器上的模印文字,篆体阳文,字体位于一块黑色陶盆沿上,比较醒目,显示陶盆的不同寻常。

    1991年保安山梁孝王陵的东侧的台地上发现了大型汉代陵寝建筑基址,经考古发掘,遗址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面积6600平方米,发现了建筑基础,出土了大批汉代板瓦,筒瓦和瓦当碎片,还出土了一些陶器残块,朗器陶片就是在碎陶片中发现的。

    什么是朗器呢?为什么要在陶盆沿上刻制朗器铭文呢?朗的本义是对年轻人的称呼,后来演变成官职名。据历史学家研究,朗官开始设置于战国时期,秦代设置朗中令,为皇帝左右的亲近官员,属于皇帝的侍从官,其职权是执掌皇帝保卫、护卫车骑,陪从皇帝活动,并随时建议,以备顾问。西汉朗官沿袭秦朝的制度不变,汉代有郎中、侍郎、朗将等,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官职。《史记  袁盎晁错列传》记载:袁盎曰:且陛下从代来,每朝,朗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此句话可见朗官与皇帝关系的密切。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说蜀汉后主有忠臣侍郎辅佐,突出了朗官的重要性。史载,曹操、袁绍都是从做郎官出身的。

     “朗器铭文表明,该字与朗官有关,梁孝王寝园有朗官存在,由此推测,梁国亦设置有郎官。梁国诸侯王的官职设置,应是完全模仿汉朝中央政府的模式设立的。朗器表明这种陶器的专属身份,是专供朗官使用的,表明了陶器崇高的地位。当年驻守在梁孝王陵寝的守陵人,是来自梁国王宫内比较亲近的侍郎官员,很可能陵园令就是侍郎任职的。他们使用的东西都是专门加工定做的。

    朗器的生产表明其官窑身份,对质量的要求很严格,政府设有专门负责的机构和官吏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差错处罚很严厉,工匠们须精心制作,从选泥到成胚,从模具到铭文,从烧制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认真加工,质量要达到上乘。在陵寝内,朗器不可与一般下属人员或奴婢使用的东西混用,朗器作为一种等级的标志,刻在盆沿的目的,是显示官用。

     “朗器陶盆是芒砀山生产的,还是从外地运来的呢?我们认为是在芒砀山烧制的。因为陶盆体积大,易碎,不适宜长途运输。该处陵寝出土的瓦都是就地取材烧制的,永城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李俊山曾在梁孝王陵寝东北50米处山坡下,发现烧制汉瓦的窑厂,里面出土的瓦与陵寝的瓦完全一致。由此判断,陶盆也应是本地烧制的,以后在芒砀山也可能会发现汉代烧制陶盆、陶罐之类的窑厂。

    朗器陶文是继梁孝王陵寝遗址陶瓦文字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填补了陵寝生活器皿类铭文的空白,为考证梁国和梁孝王陵寝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芒砀山汉代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 上御钟铭文                                                                                         

    上御钟是南山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刻有铭文的青铜器。据考古资料介绍,该汉墓为南山一号墓的陪葬坑,位于南山一号墓的东南57米处,19937月当地群众在推土时发现,永城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李俊山率领永城文物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该陪葬坑为一东西向长方形石坑,长3.85米,宽1.7米,距地表1.5米。发掘时墓坑上的盖石板和坑内石条均已被移动位置,坑内放有5块凿制规整的石条,其中一块阴刻有二月的文字,陪葬坑的底部,东端并列放置一件铜钟和铜壶。铜壶高30厘米,上口直径10厘米;铜钟高40厘米,上口直径20厘米,肩腹部阴刻上御钟常从盗者弃。另出土两枚五铢钱,钱中字皆清楚,而字模糊不清,钱的外廓浅而窄,边缘上曾加工修整,有明显的刀削痕迹,圆度很小。据专家推测,此钱很有可能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铸造的赤仄钱,所谓赤仄钱就是用赤铜为钱廓造的钱,赤,红的意思,仄,边缘的意思。赤仄五铢大兴于元鼎二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

    由于历史上芒砀山多座汉代王陵被盗,出土的青铜器并不多,而此汉墓出土的青铜器形制较大,尤其一件带有文字,显得尤为珍贵。据悉,上御钟是目前芒砀山已发现的汉墓中带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上御钟常从盗者弃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帝王,《广雅  释诂》说:上,君也”“上,犹天子也这种说法古已有之,如《吕氏春秋  察今》有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即君王的意思。到了汉代,的用法更加普遍,如《史记  高祖本纪》有上自往东击之指刘邦,《史记  孝武本纪》有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此句指汉武帝。类似的称呼在《史记》、《汉书》等古籍中比比皆是。在古代臣民皆不能也不敢直接称呼帝王名称,是表示对帝王的尊称和避讳。指皇帝使用的器物,古代皇帝使用的东西都要带御字,皇帝本人作为也要带御字,如御用、御赐,御驾亲征等。常从是为皇帝服务的宫廷人员。《汉书  礼乐志》记载:皇宫中有常从倡常从象人等,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说:主天子物曰尚古代尚与常是通假字,常从即尚从,即为皇帝管理物品的官员和一般人员。常从在宫中侍奉皇帝,皇帝外出巡游,也要跟随。因为常从经常接触皇帝的物品,免不了有盗窃之事。为杜绝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摸摸,皇帝命令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将惩罚律令刻于铜器之上。盗者弃市就是凡偷盗物品的人就要杀头。弃市是古代的一种死刑,古籍《释名 释丧制》记载: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众人共弃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繁华闹市中杀死,然后放在那里,让大家都能看到偷盗者的悲惨下场,起到震慑犯罪、以敬尤效的目的。弃市在古代很常见,历代史书均有大量记载。

    考古专家推测,上御钟铭文很可能是汉代法律中的一条,皇宫中不可能随意将一句威慑的话刻入贵重的青铜器。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已看不到完整的汉代法律,上御钟以铭文的形式完整地保留了一条汉律,这在汉代铜器中并不多见。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曾出土一些竹简,上有西汉贼律盗律的记载,但没有偷盗御用之物如何治罪的内容,而芒砀山汉墓上御钟铭文,填补了汉代法律条令的空白。上御钟铭文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惩罚皇宫内部人员的律令,说明汉代很可能还存在着宫廷版的内部法律。

    上御钟外形与铜壶无异,据考古资料介绍,该钟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钟非常相似。学者孙机认为:汉代所说的壶和钟实是同型异名之器物,不过钟又代表一定的容量,亦为量器。(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这种钟主要是用来盛酒的,《说文解字》说:钟,酒器也钟不仅是酒器,也是礼器。上御钟铭文是在铸造好的铜器上刻制的,据曾参与考古工作的李俊山先生介绍,此铜钟出土时有修补痕迹数处,表明它曾经使用过,不是冥器。

    关于铜钟的铭文,还有考古专家认为,是陪葬时才刻制的,不是在皇宫中使用时刻制的。汉代喝酒讲究礼仪和氛围,这么一条恐吓的语言刻在酒器上,与酒礼的欢快气氛格格不入,使人雅兴大失,是不太可能这样刻的,而且也没见类似的汉代御用之物刻上律令。上御钟常从是表明该铜器的荣耀的身份,说的是生前,盗者弃市是对偷盗者的严厉处罚,说的是对盗墓者的态度。该钟属于哪一位梁王目前尚不清楚,根据一同出土的赤仄钱推测,该墓墓主应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而上御钟青铜器可能要早一些,作为梁王家族墓的高级陪葬品,应与梁孝王有关。

    梁国是西汉早期最富庶的诸侯国,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之子,汉景帝的胞弟,又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加之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汉景帝对他格外看重。据《史记  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皇帝赏赐不可胜道珠宝玉器多于京师,梁国得到极其丰厚的赏赐,这件上御钟不排除是其中一件,它是来自皇宫中的。梁孝王刘武再显赫,也不敢谮越自称,因为这都是皇帝专称,所以上御钟可以确定来自皇宫是无疑的。梁孝王刘武死后藏府余黄斤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这件上御钟很可能是刘武传给子孙的东西,被后世梁王给陪葬了。它没有放置于主墓室内,而是陪葬坑中。

    陪葬坑也叫从葬坑,这种现象在商周时代就已广泛流行,秦始皇的陪葬坑规模就很大,众所周知的兵马俑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坑中出土的。汉代陪葬坑承袭秦制,西汉阳陵景帝的陪葬坑规模都很大,数量达24座。芒砀山诸侯王墓的陪葬坑与皇帝无法相比 ,数量较少,规模亦小。目前保安山王后墓仅发现两座陪葬坑。据考古专家介绍,芒砀山陪葬坑与西安汉代阳陵有所不同,比如王后墓陪葬坑都是生活实用器具,不是明器。上御钟也是 作为实用物,出现在南山汉墓陪葬坑中。这意味着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使用的含义非常明显

    考古专家阎道衡在《关于西汉梁国王陵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考证,芒砀山汉墓陪葬坑的实用器物,不排除是后人祭祀时埋入的。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视死如生,非常迷信神灵,认为死过的人同活人一样,都需要定时饮食,因此后人对墓上的祠堂,寝园,即祖先神灵居住处,都要按时供奉酒食,一年还要按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多次的祭祀活动。祭祀大典时,王室百官,乘车满载酒肉,粮食和其它用品祭祀先祖。《后汉书 祭祀志》记载:(祭祀时)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枕,具盥水,陈严具。从芒砀山汉代王陵陪葬坑埋葬的成捆的布匹、生活酒器、容器和实用车马器等出土情况看,很可能是后来的祭祀坑。上御钟应是某位梁王祭祀用品的一种。

     “上御钟折射一段汉代梁国和皇宫中的历史状况,该铭文为研究汉代梁国历史、祭祀制度和汉代律令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

  5. "文宫铜壶

    芒砀山中的黄土山虽然不大,却发现了三座汉墓,黄土山二号汉墓位于山的北麓,为西汉梁国某一位梁王王后之墓,出土了85件青铜器,其中不少青铜器刻有文宫二字。据史学家研究,文宫是汉代京都长安皇宫内宫殿名称,那么在黄土山汉墓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宫青铜器呢?

    黄土山二号墓开口向北,属于大型石崖墓,其总面积在100余平方米,有西汉诸侯王陵主要标志的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其后室还涂有朱砂。该墓比西汉晚期的窑山一、二号墓及僖山一、二号墓的规模要大很多,符合西汉中后期梁国的发展情况。西汉汉武帝统治后期,梁国被缩减,社会经济实力缩小,在芒砀山修建的陵墓也随着财力的不足而变小。

    据研究黄土山汉墓青铜器铭文文宫中的,是指宫殿的名称,汉代长安城皇宫的每一座宫殿都有名称,如未央宫、长乐宫、桂宫等等,指宫殿。关于文宫青铜器的来历可以参考徐州东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明光宫铭文。考古专家判断,明光宫铭文青铜器出土于女性墓葬,为楚王王后陪葬物。该墓还出土有明光宫赵姬钟等青铜器,专家认为此青铜器是赵姬从长安城明光宫嫁至徐州做楚王王后所携带的陪嫁品,赵姬死后就陪葬在楚王王后墓中。明光宫明确记载于《汉书》中,它始建于西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至建国元年(公元8年)被王莽废除,存在了100余年。文宫未见于《汉书》的记载,在当时其知名度没有明光宫高。

    黄土山二号墓陪葬文宫的王后应与明光宫王后类似,文宫王后是从京都长安文宫嫁至梁国做了王后,文宫青铜器为其陪葬品,该青铜器原是其生前实用之物。黄土山二号汉墓专家判断为西汉中期以后,这与徐州东洞山楚王墓基本处于同一时代。考古专家根据明光宫铭文断定墓主为西汉楚元王后裔第八位楚王刘延寿。从黄土山二号墓文宫铭文以及墓葬结构研究判断,该墓很可能为梁国第十位梁王刘遂,他是梁孝王的第五代孙。据《汉书 诸侯王表》记载:初元四年,夷王遂嗣,六年薨。谥号梁夷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5年至公元前39年,做梁王仅有七年时间,但是其墓室的修筑应是从当王子时就开始了。其父刘定国谥号梁敬王,在位长达40年,刘定国的墓葬很可能在芒砀山中的南山,刘定国之父刘无伤的墓葬很可能在铁角山,刘无伤之父梁平王刘襄的墓葬很可能在夫子山。从已经发掘考古的墓葬看,梁国诸侯王陵占据芒砀山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较早的诸侯王首先选择在位置较好(风水最好),山体高大,石质较多的山头修建陵墓,时代较晚的后期梁王选择受到限制,只能选择剩下位置较偏和较低的小山作为陵墓。黄土山较小,石质也差,窑山更小一些,僖山比黄土山大,但位置较为偏僻。黄土山二号墓规模大于窑山和僖山,应比窑山和僖山要早,这是当时梁国尚未完全衰落的实力决定的。

    文宫青铜器另有一说,有学者认为也有可能是西汉梁国睢阳王宫内的文宫,根据《史记》的记载,西汉诸侯王的官制与朝廷基本相同,宫殿的设置也是模仿京都长安皇宫的布局。梁国国都睢阳王宫也可能存在一座文宫,黄土山二号墓的墓主就在文宫内生活,文宫青铜器为其日常使用之物,后来随着主人死亡陪葬了。文宫是宫廷用具的标记,汉代人视死如生,王侯们幻想到阴间里继续使用这些器具,享受荣华富贵。文宫铭文是汉代宫廷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编者注:作者系河南省文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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