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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天下

陈幼民:也是一首歌(小说)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7/1/24     浏览次数:    

也是一首歌

 

作者:陈幼民

 

    高曼做梦也没想到,她的举动会激起那么大的波澜。其实也不奇怪,虽然我没有做过调查,但可以认定,高曼的事,恐怕在全国的知青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知青们下乡,行李是少不了的,通常是一个铺盖卷,一只箱子。箱子有大有小,大的,叫驴驮着,小的,人背上走。我们从县城出发,老乡们加上知青,赶着牲口挑着担,那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几里地长。老乡们过去没有接触过城里的学生,在他们心目中,城里人都有钱。碰到个箱子重的,他们就在猜,里面装了多少票子。

    但看到高曼的箱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惊异了,那是一个高宽有两米、厚约一米的庞然大物。死沉死沉的,八个人抬它还觉得费力。从县城到高曼插队的村子,要翻越周家屹崂的大塬,只见抬箱子的老乡,喊着号子,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一步一步地向前趟,走不了多远就得停下来歇息一阵。遇到坡陡的地方,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忙,前拉后推,喊成一片,直闹得黄土飞扬,人声鼎沸。

    谁也闹不明白,高曼的箱子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衣服被褥,不会有这般沉重,要是票子,那得把银行搬家才行,想必也不可能。到了村里,卸下箱子,人们顾不上揉搓红肿的肩膀,急着要解开心中的谜团,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围了一圈儿,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来看知青到底带来什么宝物。箱子终于打开了,里边的东西老乡们并不认识,知青们看了,也不禁吃惊,原来那箱子里别无他物,竟是一架钢琴。

    这事像风一样的传开了,成为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文件报告必谈的话题。钢琴是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得着钢琴吗,居然把钢琴带到陕北来,明摆着就没想好好干活,说明这些洋学生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有多么深,从这一点来看,就证明伟大领袖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多么英明和必要。

    老乡们可没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搬运钢琴时所付出的艰辛,只觉得这个形状有点像扬谷机的东西,还能发出一种美妙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和他们听惯了的唢呐与四胡不同,唢呐和四胡奏出的声音就像是本地人的秦腔,而钢琴声则像是从空里传来的,而且音量如此之大,能把窗户纸都震得直抖。他们看到高曼这样瘦弱的女子,双手在白色的片片上灵巧地跳动,那声音就像流水一般地往出淌。他们觉得高曼不是个一般的人,手上就能说话呢。

    老乡们尊重有本事的人,他们认为让高曼这样的女子跟自己去受苦太可惜,便安排她到村里的小学校去教书,让她教娃儿们唱歌,

    好在那时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资产阶级的乐器也能为样板戏服务,再加上高曼还会弹些《东方红》《南泥湾》之类的革命歌曲,那些挑眼的人也不好再说什么。革命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来,头头们忙着去落实新的任务,顾不上搭理高曼,风波慢慢地平息了下来,并被逐渐淡忘了。就这样,高曼带着自己的钢琴,在这个小山村里安顿了下来。

    从这时起,小山村就经常会响起钢琴的声音,除了给孩子们伴奏,高曼在闲时还会弹奏自己喜欢的乐曲,比如《牧童短笛》和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月光奏鸣曲》。虽然还在文革期间,弹奏这些被称作封资修的作品,在城里是要冒风险的,但在乡下,天高皇帝远,没人管你弹了什么,更没人去汇报。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在黄土高原的腹地,连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山村,在近乎原始的农耕环境里,从磨盘羊圈谷场老槐树的中间,会飞出带有浓厚西洋色彩的乐声。尤其到了夜晚,高原上漆黑一团,万籁俱静,那琴声缓缓的,轻轻的,像雾一样的慢慢笼罩了全村,听得人像喝醉了酒,身上软软的,半天都不想动。

    人们常说音乐不分国界,其实,音乐也不分城乡。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人们开始时会表现出疏远,但慢慢的,大家发现,高曼的手像是有魔力似的,无形中给这个村庄输入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反正如果哪天晚上高曼没有弹琴,第二天肯定会有人关切地问她,是不是病了。因为钢琴,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也有了名,人们偶尔提到它,一时想不起它叫什么,便会脱口而出,就是有钢琴的那个村。

    村上的孩子们喜欢高曼,这个北京来的女老师教会了他们许多外边人唱的歌,而且,有了那个叫钢琴的东西伴奏,他们的歌声变得好听起来,不再乱糟糟的。还有那帮女子,她们经常跑到高曼的窑洞里来,听她弹琴。这群平日里叽叽喳喳的疯丫头,一坐在钢琴边,就变得安静起来。有一次,高曼给她们弹《北风吹》,听着听着,一个叫四丫的女孩子,眼里淌出了泪水,继而突然嚎啕大哭,奔出门去,弄得高曼不知所措。问过之后高曼才知道,四丫的父母给她定了亲,不久就要出嫁了。四丫若按阳历算,刚满十三岁,城里的女孩子在这个年龄,还花骨朵儿似的被人捧着,而四丫,则被早早地结束童年,去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过日子。

    高曼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北风吹》还能把人给听哭了,过去弹这首曲子,常常沉醉于它动听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歌风,可为什么四丫听了会如此的伤心,后来高曼又反复地弹这首曲子,渐渐明白,脱胎于《小白菜》的《北风吹》,尽管词和曲调有了变化,但骨子里那种凄凉哀怨的情调却是一脉相承的,况且,这本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女孩子在心底唱出的悲歌。四丫没有文化,也没看过《白毛女》,可四丫有伤心事,她若会唱歌,哼出的也许就是和小白菜一样的曲调。别人从《北风吹》中听出了欢快,四丫却听出了悲伤,谁能说她的感觉不对呢。高曼通过四丫知道,好的音乐能够触动人的心弦,并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文革和插队,使高曼远离了成为音乐家的梦想,她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此刻她才感觉到,四丫们的命运,要比自己悲惨得多。四丫哭着出了嫁,以后高曼再弹《北风吹》,脑子里想的喜儿,就成了四丫的样子。

    后来,高曼又多了一个支持者,那就是下放干部老金。老金在司法部门工作,却是出身于京剧世家,除了她之外,家里所有的人都吃梨园行的饭,其中还有名角,经常在大戏里露面的。老金虽不登台,可身浸世家,耳濡目染,自然唱得不错,而且还是地道的老旦。她下放到这个村子,碰到高曼和她的钢琴,真是喜出望外。老金几乎每天都要到高曼那里,用钢琴吊嗓,于是,《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就都跑到了这个小山村。

    老乡们没有听过京剧,觉得新鲜,老金一唱,就围过来看。见高曼能用钢琴给戏伴奏,也动了试试的念头。他们不会唱外边的戏,只会道情,高曼便学着弹,慢慢的,竟也合了拍。这下更热闹了,钢琴曲,样板戏,民歌,道情,再加上课堂教学歌曲,高曼什么都弹,她的琴房,成了村里的娱乐站。高曼没有厌烦,只要能弹琴,不管弹什么,她都是高兴的。

    我到高曼的琴房,就是老金引着去的。有一次在公社开会,休息时,大家哄着演节目。我唱了一段提篮小卖拾煤渣,老金听了说还行,但要帮我抠抠,会后,她便拉着我回了村。

    高曼住在小学校边上的两间窑洞里,这窑洞不是打在土崖上,而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一间是高曼的卧室兼备课室,另一间,就是她的琴房。

    一般窑洞里光线都比较暗,可高曼的琴房却很明亮,窗棂上贴着雪白的麻纸,墙壁和拱顶都用细泥抹得光光的,还刷上了白灰。地面虽是土的,但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浮尘。那架著名的钢琴就在窗前摆着,上面盖着绣了花边的台布。

    这是一架德国产的立式钢琴,看起来已有些年头了,深褐色的琴身,边角的漆已经磨掉了,打开琴盖,键盘的颜色也有点发黄,脚下的踏板,却被磨得锃亮。旧虽旧,但从它一尘不染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主人对它的保养与呵护。

    高曼高而瘦,梳一头齐耳根的短发,她言语不多,只会腼腆的笑。听了老金的介绍,坐下来,便弹起了唱腔的前奏。看来窑洞作琴房是合适的,拱顶拢音,显得饱满充盈。在钢琴的伴奏下,我觉得自己的音色好了许多,有些高音的地方没费力就上去了。那一天,老金教会了我这段唱的几个关键点,而我,也对高曼和她的钢琴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架老钢琴,比高曼的岁数要大得多,听父母讲,那是他们家的邻居,在四九年离开大陆的时候,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的。高曼的父母都在大学里教书,虽然不是从事音乐专业,但还会弹一些简单的乐曲。高曼却有着比父母更多的音乐细胞,听得多了,竟能用小手,在琴键上敲出自己会唱的曲子。父母惊异她的天份,在她三岁的时候,就请来老师,对她进行正规的训练。

    多数孩子在学琴的时候,都会感到单调与枯燥,而高曼却从未厌烦过,因为她自小体弱,好像心脏先天就有点什么毛病,不能和同龄的孩子们在外边瞎跑,因而少了很多的朋友,性格变得怯弱和孤僻。她只有经常呆在家里,把情感倾诉在钢琴上。她的渴望,她的忧伤,都化作了音符流淌出来。她甚至觉得,那乐声并不是自己弹出来的,而是钢琴在与她说话。渐渐的,钢琴在高曼心里,已不是冷冰冰的乐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伙伴。

    在文革中,高曼同样没能摆脱插队的命运,虽然她身体有病。她执意要把钢琴带走,谁劝都不听。父母了解她的心,便请了运输社的师傅,把钢琴装了箱,捆扎得结结实实,运到了车站。

    插队的第四年,老金调回北京了。她没有忘记高曼,回京之后,她多方疏通关系,终于为高曼办理了病退的手续。

    高曼临走之前,公社的中学找到她商量,看能不能把钢琴留下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用,还说学校没有多少钱,只能意思一下。

    高曼起初感到很为难,她并没有想到钱的问题,这架老钢琴,伴随了她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组成部分。小的时候,钢琴就像她的保姆,任凭高曼在它身上爬上爬下,在琴键上和它对话,把她引入音乐之门。插队了,钢琴又陪着她远涉千里,在艰苦寂寞的环境中,慰藉她的心灵,使她的插队生涯,变得不那么单调苦涩。高曼怎么舍得离开它,更不要说把它卖掉。

    但在思来想去之后,高曼还是决定,把钢琴送给公社中学。因为她教的许多小学生,已经升入了这所学校,虽然她即将离开农村,但还想让这些孩子继续在钢琴的伴奏下唱歌。那些孩子,个个长得漂亮,聪明可爱,唱起歌来嗓音纯净透亮,如果有条件培养,出几个歌手还真不一定,高曼希望四丫的命运不要在他们身上重演。

    那天,中学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拉琴。在此之前,高曼已经把琴细细地擦了一遍,又把炕上铺的棉毯取出来,裁成了几块,把钢琴的边边角角都裹了起来,用绳子扎结实了,才让人们小心地抬上了拖拉机。那个小小的拖斗放下个钢琴就坐不下人了,高曼和几个教师就站在边上,用手扶住钢琴。拖拉机在颠簸的山路上慢慢地开着,高曼面无表情,只是用手死死地拉住绳子,

    学校早就安排了一间窑洞,专门放置钢琴,高曼仔细地查看了地面,指挥老师们把钢琴放好,打开琴盖,试了试音,向接手的音乐老师叮嘱了一番,便起身告辞。

    校长提出用拖拉机把高曼送回去,她借口还要到公社买东西拒绝了。她在老师们的感谢声中走出了学校,一个人登上了对面的山坡。她悄悄地在这里坐了很久,看着脚下的学校,看着放钢琴的那间窑洞,禁不住眼里流下泪来。她不知道这一走,今生今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而她的钢琴,则要永远地留在这里。她有点后悔和内疚,就像自己背叛了一位好友。当年她固执地要把钢琴带来,陪着自己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却没有让它一同返回北京。

    高曼走了,再也没回来,那架钢琴用了几年,也渐渐的坏了,山里没人修,只能扔在那里,时间一长,竟然找不到了。只有高曼教过的学生们还记得,在他们小的时候,曾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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